李迅雷:农民工去哪儿了

进入人口流动性减弱的时代,投资增速下降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合乎逻辑,同时,中低端产品的出口优势也会减弱。

国家统计局一年一度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又发布了,《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中有两个数据令人吃惊:一是2018年农民工总量为28836万人,仅比上年增加184万人,增长0.6%,这应该是创历史新低了;二是外出农民工中,进城农民工13506万人,比上年减少204万人,下降1.5%,这应该是创流出人数历史新高了。那么,农民工究竟去哪儿了呢?

01

农民老矣:以农民工进城为主线的城镇化已结束?

2015年之前,官方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不公布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增减,应该都是增加的吧?2016年首次公布,进城数量即比上年减少157万人,2017年则增加了125万人,2018年又减少204万人。

我猜想,农民工进城数量的增减是否与外需有关,2016年外需不足,导致出口增速回落,2017年欧美经济复苏,带动中国出口增速提升,2018年中美贸易纷争加剧,加上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降,使得外需再度走弱。由于公布的数据太少,无法做相关性分析,这只是猜测。

但从大趋势看,新增农民工数量的减少是必然的:首先,农业可转移人口数量的递减是人口规律,因为从2012年起,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就开始下降了,这也会导致农村劳动力数量的减少。

第二,第一代农民工都老了,如果不能在城里落户,只好告老还乡。据统计,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2.4%,比上年提高1.1个百分点,近五年呈逐年提高趋势。一般而言,外出农民工比本地农民工要年轻,外出农民工平均年龄为35.2岁,本地则接近45岁。

第三,中国经济正在转型,就业人口从第二产业流向第三产业,从低端转向高端,在这一过程中,年纪大且缺乏技术专长的农民工的就业难度增加,也不得不离开东部制造业相对发达的地区。

那么,问题来了,既然2018年进城农民工数量减少了200多万,按理说城镇常住人口增加缺少了主力,为何城镇化率还提高了1.06%,城镇人口比2017年增加了1790万?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简单计算,不难发现,主要靠户籍城镇化:2018年加入城镇户籍的人口增加了1605万,即便剔除自然增长人口,至少也有超过1200万农村人口实现了农转非。

也就是说,当前城镇化率的提升,大部分靠行政区划的重新设定和户籍政策的放宽来实现了。

02

城市抢人原因:农民工逃离京津冀和珠三角

根据《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》,从输入地看,在东部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5万人,下降1.2%,其中,在京津冀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27万人,下降1.2%;在长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增加65万人,增长1.2%;在珠三角地区就业的农民工比上年减少186万人,下降3.9%。

说明珠三角农民工数量下降幅度最大,即便如此,去年广东省净流入人口还是超过80万,这是否意味着非农民工的人口数增加了260多万?

2018年广东省人口流入与流出变化图

来源:各地统计公报,中泰证券研究所梁中华供图

注:红色代表人口流入,蓝色代表人口流出,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。

根据中泰证券宏观首席梁中华的估算,2018年广东省人口流入的城市基本分布在“小珠三角”地区,特别是广州和深圳。深圳的人口净流入规模可能在50万左右。而珠三角其他城市的吸引力相对较弱,例如韶关和云浮的人口流动变化不大,清远、阳江的人口都在净流出。

值得注意的是,东莞出现了人口净流出,这是否与其一直以来“腾笼换鸟”的产业升级战略有关?当前,东南亚国家成为国内中低端产业转移的目的地,原本以中低端产业出口为主的珠三角地区,随着人力成本的提高,在家具、家电及电子产品装配等领域的低成本优势已经减弱了。

早在七八年前,富士康就已经在郑州、成都、重庆等中西部城市设厂。2018年重庆人口净流入近16万;成都暂未公布自然增长人口的相关数据,不过根据四川全省净流入5.3万人,以及其他地市人口净流出10多万人的情况来看,我们可以简单推算,2018年成都人口也在大幅流入。

成渝城市群人口流入流出分布

来源:各地统计公报,中泰证券研究所梁中华供图

注:红色代表人口流入,蓝色代表人口流出,颜色深浅表示相对幅度。

2018年京津冀的农民工净减少了27万,同时,该地区人口也是净流出的。其中北京人口流出最为严重,从北京流出去的人口是否去了环京地带,带动了周边城市发展呢?

但北京流出的人没有去天津,天津的人口吸引力从2014年就开始明显走弱。特别是2017年,天津人口首次出现净流出,幅度高达9万多人,当年GDP增速也跌至3.6%。尽管2018年天津经济增速有所企稳,但GDP增速排名仍是全国最低,人口虽略有回流,但净流入量也不到1万人,往日辉煌不再。

河北除了廊坊和秦皇岛人口净流入外,其他地方或减或不变。因此,京津冀人农民工净流出的现象,倒与产业升级的关联度不大,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能在减弱,新兴产业的占比不高,传统产业则面临增速下行压力。

2017-2018年京津冀地带人口流动数量(万人)

来源:各地统计公报,中泰证券研究所梁中华供图

注:2018年河北保定、唐山、石家庄、承德和衡水暂未公布数据。

正是出于人口净流出的压力,目前越来越多的城市采取了“抢人政策”,据不完全统计,包括天津、南京、成都、西安、珠海等直辖市或省会城市在内的大约有20多个城市制定了抢人政策。但如果一个城市的产业发展迟缓,没有带来相应的就业机会,对人才的吸引力也是有限的。

例如,深圳、广州同样遇到农民工大幅流出压力,但由于经济增转型较为顺利,增长动能依然较足,能够吸引更多中高端人才源源不断流入。因此,从总体看,长江经济带及以南地区的大部分城市经济增速要快于长江以北地区,人口流入与经济增速呈现高度相关性。

中国南北方各省市人口流动分布(万人)

来源:各地统计公报,WIND,中泰证券研究所

03

孔雀西南飞:是否与大城市化相悖?

过去我国人口流向总体是从西往东,而且主要流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,被称之为“孔雀东南飞”,如今,农民工的增量部分主要流向中部和西部地区,2018年东部地区的农民工数量减少185万人,东北地区农民工数量减少9万,而中西部地区则增加378万,呈现“孔雀西南飞”的特征。

农民工地区分布及流向

来源:国家统计局

其中安徽作为一个中部地区的省份,一直是农民工的输出大省,但2018年人口净流入规模在全国排名第三,这确实有点匪夷所思。除了北部的宿州、蚌埠和淮南三市以外,2018年安徽其余13市都出现人口净流入,其中省会城市合肥流入规模最大。

安徽人口的净流入,除了有农民工返乡因素外,还与安徽各城市的人才引进优惠政策有关,如合肥、芜湖、马鞍山、滁州、亳州、池州、阜阳、宣城等城市都出台了人才优惠政策。因此,在安徽经济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,部分制造业向安徽转移的背景下,也带来农民工更多的就业机会。

另外一个案例是西部地区的陕西,2018年陕西全省常住人口净流入达11.9万人,其中西安就净流入了近32万。这说明陕西的人口增加主要靠西安,但西安的人落户政策五次放宽有关。

西安市常住与户籍人口增量(万人)

来源:西安市统计公报,WIND,中泰证券研究所梁中华供图

注:2017年及以前的人口增量采用旧口径(不含西咸新区咸阳片区),2018年增量调整为新口径(2018年新口径-2017年新口径)。

2018年西安户籍人口增加了81万,但常住人口只增加38.7万,剔除西安人口增加的因素,陕西省人口实际上是净减少。因此,西安这种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值得怀疑,毕竟人口流入需要靠产业发展支持。

相比之下,成渝城市群的人口流入较为正常,继续呈现以成都和重庆为中心的流入特点。这说明尽管农民工的增量大幅流向中西部地区,但仍然以流向中西部的省会或直辖市等大城市为主,因此,我国人口的“逆向流动”,并不与大城市化相悖。

那么,农民工在行业流向上有何变化呢?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看,农民工的从业结构的变化也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有关。如2018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7.2%,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0.7%,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2.2%。对应的农民工三次产业从业分布上,也呈现第一产业、第二产业从业占比下降,第三产业占比上升的特征。

农民工从业行业分布(单位:%)

来源:国家统计局

目前,第三产业农民工的就业人口占比已经超过50%,2018年增幅达到2.5%,在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、公共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领域的增速尤其快。

从总体看,随着人口老龄化,农民工的平均年龄也逐步增大,2015年平均年龄为38.6岁,到2018年已经达到了40.2岁了。人口老龄化,加上今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减少,外出农民工的增量也将不断下降,因为年轻的农民工才愿意跨省流动。

2018年到省外就业的农民工7594万人,比上年减少81万人,这也可以解释为何2015年以来我国流动人口数量不断下降的原因,今后可以推测,我国客流量也将不断下降,春运压力将越来越小——印证了本人两年前提出的观点:存量经济主导时代的到来。

进入人口流动性减弱的时代,投资增速下降导致经济增速下降合乎逻辑,同时,中低端产品的出口优势也会减弱。取而代之的,是国内消费成为稳定经济的最主要力量。农民工在住房、医疗、养老及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会大幅增加,这需要政府及社会的大力支持和投入。

(本文作者介绍: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。)


编辑:newshoo